国泰君安:斗转星移间,无人念君安

对于国内券商这个行业,有过两种排名的方式。
一种是按条条,根据每个细分业务的全国业绩来排名,靠的是背后站的全国性集团势力。还有一种是按框框,根据各区域实力的大小来分座次,靠的是背后站的地方性政府实力。
当年的中金和中信,争的是条条上的第一。而那些比他们更早成立的券商们,都是按照各自框框的大小来分座次。至于为何后面排名的方式会变?无他,只是因为早先按照框框排名的都爆掉了,包括当年排在最前面的“三座大山”。
1992年,除了证监会在当年成立,国家还批准组建了三大证券公司:北京的华夏证券、深圳的南方证券、上海的国泰证券。这三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,而同年在深圳组建的君安证券,注册资本才5000万元。所以这三家成立伊始,就被业内称为用钱堆起的“三座大山”。
当年,即便是北京、深圳和上海这三大城市,其中任何一个也没办法轻易的拿出10个亿。而这三个城市也没有一个傻的,对于“大山”的组建全都是一毛不拔,只提供最重要的注册地。因为他们知道,只要来了,等再想走就由不得你了。
牵头组建华夏证券的是工行,组建南方证券的是农行,组建国泰的是建行。三大行出手得到的好处,就是可以输送本行的高管。来自工商银行的邵淳去了华夏,来自农业银行的沈沛去了南方证券,来自建设银行的周汉荣去了国泰,分别担任了这三家的高管。
不过,银行输送的高管们都没能待长久。
1998年,受制于《商业银行法》对银证分离的规定,三家公司的银行持股部分被分别划转给了北京、深圳和上海,人事和党务的管理权也从中组部下放给了地方金融党工委。地方政府们,终于开始启动了收割。
首都向来都是先出手。1999年,借着华夏证券的航母事件,北京市政府完成了对华夏证券的人事调整。2002年,南方证券发生巨额亏损,深圳市政府第二个出了手,实现了对南方证券的完全控制。
最后是地处上海的国泰证券,情况却有些特殊。一直到与君安合并,国泰证券仍保留了中央军的特点。倒不是上海按捺得住,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即便是用了吃奶的劲儿,也只安排进了一个监事长,好在权利要比职工监事强一点。至于其他的高层职位,仍然被上面牢牢的掌握在手里。
来接替周汉荣任国泰董事长的是金建栋,不仅来之前就是央行的司长,而且这三大证券公司的设立,当年也都是他在央行金融管理司任职时审批的。而合并后的国泰君安,担任首任总裁的也不是普通人,是来自证监会的期货部主任姚刚。
没错,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姚副主席。

01
一直都要做大做强的是国企。但在过去,还有着比国企更强大的存在—军企。

在证监会成立之前,证券公司的设立申请,都要报送央行的金融管理司进行审批,但能否通过审批的前提,是你要能把这份申请报进去。
把守着这道申报大门的,就是央行各地省分机构的证券管理处。当时,全国最牛逼的证券管理处,是设置在深圳人民银行,其在1987年就协助申报了全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—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。
1980年,深圳人民银行的证券管理处,迎来了新任副处长张国庆。张副处长在此期间,不仅协助申报了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,还帮着申报了招商证券的前身—招商银行证券部的组建,这才把处长前的“副”字给去掉。
1992年的春天,有一位老人又再次画了一个圈,当年就圈进去了12万下海官员。这12万人中,除了有创办“汇源”的朱新礼、创办“建业”的胡葆森,还有我们创建“君安证券”的张国庆。
当然,不要被成功者的自传所欺骗。朱新礼是因为没能当上副县长才被迫下海的,胡葆森在下海之前是方风雷在河南工作时的副手。而张国兴的下海,是因为受1992年深圳“8.10”股灾的影响,作为当时具体操办证券业务的他不得不离开。
1992年8月,张国庆拉了五家国有企业投资筹建了君安证券,注册资本仅5000万元,而且实际到账的钱连一半都没有。钱不在多,有牛逼股东就行。
这五家国企中,除了有农行深圳信托投资公司、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这两家金融机构,用来方便申请证券牌照外,还有一家最重要的公司,那就是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的下属军企合能公司。这君安中的“君”字,便是“军”的谐音。
在宝万之争中,很多人都奇怪王石在初次面对姚振华时,为什么把姿态摆的那么高?倒不是因为看不起姚振华卖菜的出身,毕竟王石的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贩卖玉米。
真正的原因,是因为早在宝万之争的二十年前,王石就已经干掉过“门口的野蛮人”,那时的姚振华,还只是个刚本科毕业两年的稚嫩青年。
那场战争被称为“君万之争”,张国庆扮演了门口提溜着大棒的“野蛮人”,在1994年3月的一天,敲开了王石办公室的大门。
不像姚振华第一次跟王石见面,聊天花了整整四个小时,事后还被王石讥讽“收不住嘴”。军人出身的张国庆,只自顾的说了五分钟,没听完王石的回答就扬长而去。
台上十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张国庆这五分钟的开场,已经提前准备了将近一年,始于1993年的5月,王石前岳父退休的那一天。
过程不细表,得益于郁亮北上拉到了张育军及其老师的关系,这一局终以万科险胜结束。
“君万之争”虽然让君安出了名,但真正让其在市场上挣大钱的,靠的是张国庆的左臂右膀—杨骏。
杨骏曾经是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总裁廖熙文的秘书,之后又担任公司内几大业务部门的总经理,如果不是廖熙文后来心灰意冷,可能君安根本就请不来杨骏,毕竟廖熙文是张育军的同门大师兄。
那个年代的杨总,真可谓是生逢其时。在投行部负责做项目的时候,深圳证券市场三分之一的股票都是特区证券承销的,结果市场上三分之一的招股说明书签的都是杨骏的名字。而在发行部负责B股发行的时候,深圳还只有特区证券这一家证券公司,结果最早一批投资中国市场的国际投资者,跟杨俊混的都很熟。
杨骏来到君安后,不仅一手带起了投行、自营等业务条线,更是亲自指挥君安的自营盘,两年间在四川长虹上获得40多亿元的利润。
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环境中,一些高速成长的企业背后,通常都会隐藏着耐人寻味的神秘。而君安的这种神秘,随着一封内部举报信的寄出,终暴露于世人面前。
1997年,君安证券增资扩股到7亿,张国庆等高管通过“账外违法经营隐瞒”转移收入12.3亿元左右,并先后动用其中的5.2亿元,将君安职工持股会的股权增至77%,变成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。而君安职工持股会背后的股东是“新长英”和“泰东”,分别为张国庆和杨骏控制的两个投资公司。
然而,这次扩股却把原大股东合能公司的持股给稀释到了仅剩7.71%的地步,明显已经忘记广州军区司令部第二部的原名,叫做情报处。
1998年7月24日,新华通讯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,在以评论员文章形式发布国泰、君安两大公司的合并消息时,用短短的一句话,给君安的失败定下了官方的调子:
君安证券公司的个别领导人涉嫌违法,目前正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。
一代君安,生于军产,死于侵占。

02
1998年7月,证监会期货部主任姚刚调至君安证券担任董事长,接替出事的张国庆主导与国泰证券的合并。

此时国泰证券的董事长为金建栋,前央行计划司的司长。金司长来国泰之前,在央行批的最后一份人员调令,其内容是把未来的肖钢主席,从外汇交易中心调到了央行的货币资金司。
国泰与君安的员工,分别代表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两股不同的血液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合并后的名字自然要把国泰放在君安的前面。当然,即便是在今日,国也是要永远放在君前面的。
国泰君安的首任董事长为金建栋,因此公司的总部用的仍是老国泰的总部大楼。而国泰的这股抠唆劲儿,让君安的人实在是受不了。
君安的人员习惯陪客户在高尔夫球场谈笑风生,国泰的员工们则爱和客户在卡拉OK里对吼《打靶归来》。君安的大型营业部老总一年都能拿个七八十万,而国君的新任董事长每月的工资却只有5000元。
就连新任总裁姚刚,也看不上国君专门给配的别克,特意又从深圳调来了在君安时用的那辆浅色奔驰。
当然,国泰的抠唆也是有原因的。当初国泰与君安的合并,大家都以为是为了救坏帐累累的君安。但如果你看过合并时的审计报表,就会发现国泰的资产状况也很恶劣,同样是处于破产的边缘。
因此连累当时的上海政府,为了真正能拿下国泰君安,特意为这次合并注入了18亿元的资产,包括14亿元的现金。就这样,也只比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政府多了1%的股权。
这一次,上海险险拿下大股东的位置。

03
2001年,陈良宇副市长升为上海市代市长,同年国泰君安进行了合并后的第一次股东变更,上海市政府收了深圳市政府等86家股东的股权。

上海市政府,开始慢慢变为真正的实际控制人。
第二年,姚刚被调回证监会,由上交所的副总经理刘慧敏接替国君总裁的职位。低调的刘总裁,直到来了国君半年后,才第一次在全体员工前露面。
2003年,董事长金建栋卸任,由原上海银行的副行长祝幼一接任。至此,券商中央军正式完成了全面地方化。当然,中央也留下了救命毫毛,同年中央汇金增持了国泰君安的股权,成为第二大股东。
就在中央给国君加持完庇佑之后,证券行业开始倒霉了。
2004年,证监会开始对券商展开综合治理。同年,南方证券、闽发证券、云南证券、辽宁证券、德恒证券、恒信证券、中富证券、汉唐证券被托管。第二年,民安证券、北方证券、五洲证券被托管。
2010年,祝幼一被调任上海国际集团任副总经理,原上海国际集团的总经理万建华接任国君董事长。一正换一副,就是为了推动国君早在2007年就提出的上市计划。
祝总在任的那几年里,为推动国君上市所做的工作,可能就是把国君的总部搬进了漂亮的上海银行大楼里。
招商证券董事长出身的万建华,最出名的还是因为筹建了银联而被称为VISA之父。只是当他再回转到证券行业时,公司里的争斗不再像当年在招商那样能被他所掌控了。毕竟万建华在“五道口”读研时的同班同学刘渝,负责筹建的是招商银行而不是国泰证券。
2014年,就在国君上市前的两个月,万建华离任国君董事长。甚至接任者也不是他力荐的顾颉,而是八个月前从上海国际派下来担任总裁的杨德红。
也许这一切的变化,都是在等待2015年11月13日那天的到来。

04
有一部日本电视剧《半泽直树》,虽然剧情看起来显得从业人员情商都略低,但剧中反复说的一句话,也道出了一个金融行业的规则:“人事,就是一切。”

正如国泰与君安从合并的那天开始,关于人事的纷争就没有停止过。君安与国泰两系人马,一方腰杆硬,一方钱包鼓,明里暗里的争斗一直是互有输赢。
这种情况,直到君安一方开始主动撤离才有了改善。
2002年7月,担任国君深圳分公司副总的老君安人高洪星辞职,前往江门重组江门证券为华林证券。同年,张国庆重出江湖,在深圳的一家投资公司里担任顾问。
2003年1月18日,张国庆现身上海兴国宾馆,为其复出后第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。二十天后,证监会正式批准华林证券的增资扩股事宜。
当年第一批入职华林证券的员工,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来自国君,包括当时电脑技术部和人力资源部的老总。而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深圳立业,在当时还是广发银行的十大股东之一。当然,这是另外的一个故事了。
也不是所有老君安的人都走了,还有三位舍不得走。
一位是君安副总裁出身的陈耿,在国君待了将近十年,最后做到了国君总裁的位置。最重要的,在姚刚调任君安负责与国泰的合并事宜时,时任君安副总裁的陈耿是其最得力的助手。
一位是在姚刚担任国君总裁时的总裁秘书顾颉,也是万建华力荐接替其担任董事长的人选,只是在与总裁杨德红竞争时败下阵来,甚至事后都没有得到杨德红的总裁位置,而是败给了老国泰出身的王松。
2014年,国君的研究所所长黄燕铭,获得了新财富的杰出研究领袖奖,在场的国君副总裁顾颉激动落泪,只是不知这泪为谁而流。
还有一位是阎峰,2012年接替陈耿成为国泰君安国际的董事会主席,曾在国君为姚刚担任过办公室主任的阎峰,在香港仍经常为“老领导”履行办公室主任的职责。
但当时候到了,这三位不想走也不行。
2014年,陈耿因“裸官”问题辞职。2015年9月,顾颉辞去副总裁一职。同年11月13日,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、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,接受组织调查。11月23日,国君于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,称公司自18日起就未能与阎峰取得联系。
真别说,还是搞研究的会蹭热点。23日当天,时任国君首席宏观分析师的任泽平,向跟着万建华从银联来国君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林采宜隔空喊话:
以后请不要把任泽平和林采宜两个团队并列
……
希望还是有所区别,以免客户误解
……
热血的唱多者,果然还是在唱空上更准一些。2017年8月31日,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,依法对证监会原党委委员、副主席姚刚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。
此时的张国庆,又重新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,有人说他在光彩49集团担任执行总裁,也有的人说他已经穷困到开始做饭店服务员。孰真孰假,无人再问询。
乔峰疑枉死,慕容确该疯:
七八名乡下小儿跪在坟前,乱七八糟的嚷道:“愿吾皇万岁,万岁,万万岁!”一面乱叫,一面跪拜,有的则伸出手来,叫道:“给我糖,给我糕饼!”
慕容复道:“众爱卿平身,朕既兴复大燕,身登大宝,人人皆有封赏。”
……
众人都悄悄退了开去。但见慕容复在土坟上南面而坐,口中兀自喃喃不休。
只是这慕容复,到底姓张还是姓姚?
后记
2006年,万科的发展如日中天,王石也在当年推出了其自传《道路与梦想》。书中不仅详细讲述了当年的“君万之争”,还特意多黑了几句当年已出狱的张国庆:
张国庆:“既然是主任发话了,就是一盘子臭狗屎让我吃,我也把它咽下去。
“呐,我担心你受表哥的牵连。如果君安改组了万科,表妹你平安无事,如果万科平安无事,张国庆定会迁怒你。”
如我预料,一个月后黄蕾被解聘。
也许,对于想更多了解姚老板“人格”的朋友们,可以期待王总的下一部自传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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